中国经济金融
苗圩：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12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就工信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有关情况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苗圩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为工信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职能转变指明了方向。目前工信部已研究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意见，重点有四方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创新管理方式；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今后一个时期，工信部将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全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破解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技术和资源瓶颈，使改革红利同内需潜力、创新活力更好结合起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动力支持和体制保障。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工信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张峰，一同出席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紧贴产业趋势 推进两化融合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路径，与之不同，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则要兼顾信息化，实现两化同步推进。 苗圩强调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上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制高点。目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过程当中，大家的共同认识是，上世纪人类关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特别是本世纪的无线宽带互联网技术将越来越成熟，此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技术的应用更是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将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或者助推器。为此，工信部提出，两化融合是工信部的立足之本，也是全系统的共同责任。 接下来，工信部将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更大程度地推进两化融合，动员更多企业参与其中。一方面要符合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符合国际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的新趋势。 要促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大力推进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的集成应用，推动物联网在工业领域的集成和创新应用，发展网络制造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加快普及ERP等管理信息系统，推动企业综合集成应用和业务的协同创新。 同时，还要建立重点领域的智能监测监管体系，特别是针对工信部所管的民爆行业生产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国家化学品危险特性基础数据库，来开展高危行业两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试点示范，推广重点用能企业的数字化能源解决方案等。 抓三项工作 促信息消费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尚存，在外需不确定、国内投资放缓的大背景下，信息消费正在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苗圩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整个信息消费的发展态势是非常好的。第一，智能终端和信息服务消费规模快速增长。2013年1~10月，我国的智能手机产量达到3.48亿部，比去年同期增长178%，成为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全国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也达到9713亿元，同比增长8.6%，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突破10亿Gb，同比增长68.9%，成为信息服务消费的主要增长动力。作为信息消费重要的支撑平台，电子商务对于消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第二，宽带中国战略及宽带中国2013年专项行动的全面实施，支撑了信息消费特别是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截止到11月，我国使用4兆及以上高速率的宽带接入用户占整个互联网接入用户数的77.4%。同时3G网络已经覆盖到全国所有乡镇，TD-LTE扩大规模的试验进展也很顺利，4G商业化全面启动。 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落实好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分工，统筹部署，重点抓好三项工作：第一，全面开展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第二，组织实施信息基础设施的演进升级，特别是加快4G网络商用化的进程。第三，鼓励支持智能终端产品和新型信息服务来创新发展。 营造公平环境 防止“拉郎配” 今年年初以来，化解产能过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苗圩指出，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竞争的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调节。但是现阶段我国部分行业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已经超出正常市场调节范围之外，所以今年10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鼓励地方提高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加快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当前，部分工业行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和监管服务不到位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竞争性行业，依靠行政性审批这种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根本上还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下一步，工信部将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化解产能的各项措施，坚持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原则，充分发挥好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作用，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快建立市场主导的长效机制。 针对当前部分行业的兼并重组问题，苗圩指出，鼓励促进企业兼并重组，一定要防止出现过去计划经济年代里政府这只手强有力的作用，甚至很多所谓的“拉郎配”，即违反企业意愿，强行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政府相关部门应该为企业兼并重组创造一个相对好的环境和条件，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让企业拥有兼并重组决策权、自主权。
韩正：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是核心 不可错失机遇
       国资国企是上海发展的最大存量资源。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核心是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目标任务是提高国企活力和国有经济竞争力，实现形式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环节是统一管理、分类监管，根本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的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始终把国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断深入推进，成效明显。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前的改革红利已基本释放，国资国企的现状，与形势发展、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任务要求、与群众期待，有差距、有不足、有不适应。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自我感觉良好，不能错失机遇，造成历史性遗憾，必须正视问题、认清使命、克难奋进，出路就在深化改革。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改革是不断解决问题、不断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国资国企是上海发展的最大存量资源，其潜能亟待进一步释放，其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上海国资国企存在明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瓶颈：动力活力不够足、作用贡献不够大、能级能量不够高。上海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有重点地实现率先突破。核心是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国企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就必须切实解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深化国资改革，从过去管国企为主向管国有资本为主转变，更好体现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色。“管多、管少、不管”并举，凡是和出资人有关的事情，都要严格地管起来；少管企业人事，特别是竞争类的企业；不管企业内部事务，把过去越位、错位的归位，让企业更好更主动地面向市场。目标任务是提高国企活力和国有经济竞争力。途径是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凸显国企在国有经济中的集中度，在产业类的集中度就是体现战略性，特别是先导性、基础性新兴产业。实现形式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证明，比较可行的基本方式是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整体上市。继续提高资本证券化水平，加大集团公司改革改制力度。发展混合所有制，不是简单地把国企一卖了之，更不是照搬照抄其他模式，而要从实际出发推动改革。关键环节是统一管理、分类监管。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强化国有资本的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平台公开运作；实施分类监管，让不同类型的企业找到自己的归属，在治理结构、管理方式、选人用人、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有所区别，分类施策，不刮风、不一刀切；放活企业，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根本是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的制度建设。上海能不能有适宜企业家成长的土壤，吸引和集聚一大批企业家？要完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在上海施展才华；要完善任职机制，让懂市场、懂经营的人来干企业，让干得好的人以企业为家；要完善有利于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改革有风险，创新有失误，要对企业家多些理解和包容，不能总是对着报表看数字来评价企业家。只要企业依法依规、企业家勤勉尽责没有牟取私利，就不该作负面评价。这些机制，当前上海相当缺乏，必须建立，否则，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在上海无法冒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日前在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上说
自贸区金改从何做起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讨论，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和开放设想。理论上，设立上海自贸区，应该不仅仅只是复制香港，为世界增加一个国际离岸中心，更应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和开放的试验田，凸显新一届政府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决心。但如何落实，却充满猜想和争议。9月29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都公布了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实际上是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一种表态。从公布的内容看，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升格。允许区内的金融机构升格为分行、子公司等；二是放松机构和业务的准入。不论外资还是内资，可较自由（如事后报告、绿色通道等）在区内设立国内已有的金融组织，开设分支机构，开展金融服务。三是证券市场更加对外开放。筹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国际原油期货平台，全面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期货交易。支持自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规定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根据市场需要，探索在区内开展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等。总的来看，这些规定还是框架性、原则性的。而且，这些内容，绝大部分并没有超越现有的金融管理框架，也未明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对服务对象和跨境资金流动没有明确。其实，将“上海自贸区”换成其他任何区域，这些政策也是可行的。或者说，绝大多数政策其实可以直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只是先由上海自贸区实施罢了。国内其他的试验区，如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前海等，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复制上海自贸区的经验。也许，可以充分利用这种不平衡性调动各地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始终都很强烈，近些年来，各地出于各种目的，都在纷纷设立不同种类的金融中心，也设立了不同种类的金融改革试验区，但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但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仍绕不过去，甚至显得更为重要。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都不是一个福音。上海自贸区金融试验的关键，目前已集中在资金的跨区流动上。面临着与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样的困境：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制约着离岸中心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资本账户还无法完全开放的环境下，解决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对人民币进行账户区分。如香港的人民币和内地人民币通过CNH和CNY进行区分。一个现实的途径可能是，上海自贸区也对区内的人民币和区外人民币通过特别账户的方式进行区分。在这个基础上，为上海自贸区的跨境资金流动争取特别的管道和规模。即仍保持中国现有的管道管理，上海自贸区可争取在现有管道内的特别规模，或者设立一些新的管道，如一些衍生产品，或者将一些分别的管道统一为一个管道。当然，除了提高为区内不断增长和复杂化的国际贸易和区内建设提供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外，上海自贸区还可以考虑在不涉及资金跨区流动的前提下（经常账户框架内），将区内的金融服务辐射到区外，如浦西、上海乃至全国。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机构，以自己的金融管理能力，实现区外的中国境内资金的优化配置（即两头在内，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都在国内），如资产管理、保险服务等。中国经济已面临转型，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加上养老需求等旺盛，具有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空间。由谁来提供金融服务虽然重要，但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却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空间广大，且具有全国推广的试点意义，应成为政策设计的另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