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每日综述：中国经济金融
易纲：中国经济已进入“换挡”期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增长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记者４月１３日从央行网站获悉，４月１１-１２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２９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ＩＭＦＣ）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近况和风险、全球政策议程和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率团出席了会议。易纲在介绍中国经济形势时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换挡”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增长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会议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加强，但经济复苏并不稳固，仍面临下行风险。发达经济体增速提升幅度较大，其中美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欧元区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日本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新兴市场经济体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面临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存在通缩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需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美国应有序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欧元区需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出现通缩，日本需制定强有力的中期财政整顿计划，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各国均需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运行处合理区间
易纲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基本稳定，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际收支更趋平衡。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进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各项改革，有信心实现全年７.５%左右的增长目标。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并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易纲指出，基金组织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再推迟将直接影响基金组织的有效性、合法性和信誉。他敦促尚未批准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成员国尽快完成审批程序，同时呼吁基金组织和各成员国抓紧推动第１５次份额总检查相关准备工作，以争取在２０１５年１月前按时完成。
（资料来源：和讯网）
放缓的中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
这是一个“双中国记”。西方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而中国则更多关注再平衡和改革。
从西方视角来看，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报告确认了外界有关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深深疑虑。7.4%的增长率是过去连续8个季度的最低点，远低于此前32年间10%的增长轨迹。而外界广泛报道的房产泡沫、日益迫近的债务炸弹以及影子银行的苦恼，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中国国内的观点则偏向乐观。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实现吸收劳动力的目标，即就业增长和减贫，增长放缓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将减少资源浪费，遏制环境退化和污染，缓和收入不平等现象，并调节宏观经济的不平衡。
最后一点对于评估中国经济现状至关重要。有许多证据表明，在经济再平衡领域，正有一些大动作。2014年第一季度，产值增长继续由服务业(第三产业)引领，同比增长7.8%，比中国经济长期的主要驱动力——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二产业)的7.3%高出0.5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制定的服务业引导、消费拉动的目标至为关键。在过去几年中，服务业的增长势头逐渐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2012年至2013年，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0.3个百分点。这使得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上升至46%，超过制造业和建筑业两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服务业首次成为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4年第一季度预示着全年的经济再平衡前景，这两大产业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恰恰是中国经济需要的。由于服务业每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力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加在一起还多30%，向服务业的转变使得中国比早前超速增长期间更为贴近劳动密集型增长轨道。去年便是佐证。尽管全国GDP增速减缓至7.7%，但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00万，高出既定目标300万。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出，2014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数超过344万，增速超过2013年同期。
这是中国宏观管理者的底线：经济的确在放缓，但增长动力正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上来。这让中国经济保持在满足吸收劳动力目标的轨道上。随着领导层推行新的城镇化蓝图，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将1亿人口转移到新的城镇化地区，服务业将承担起两项重要任务——吸收流入的劳动力和提高人均收入。在中国，城镇工人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近3倍。如果中国想要成功进入下一发展阶段，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较缓增长势头将十分重要。
西方只关注夸大的极端风险，忽视了以上大部分内容。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几百年来，西方的偏见皆错失中国视角。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宾塞此前曾在其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中指出这一点。他认为，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20世纪的尼克松，西方一直以看待自身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这一点至今未变，尤其是在中国公布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后。其实这个数字还不错，要想欣赏这一点，你要么是一个中国人，要么是一个没有偏见的西方人。(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S.Roach现任教于耶鲁大学，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资料来源：Ft中文网）
警惕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绊倒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是令市场最担心的问题。股市低迷、银行惜贷、销售萎缩、库存高企、经济增速下滑，这一切，都使房地产业深陷流动性“危情”之中。
企业方面，浙江奉化一家县级市房企浙江兴润置业及关联企业惊曝总负债超过3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24亿元，涉及19家银行。当地政府承认，兴润置业资金链条断裂，初步核实已经资不抵债。这是继不久前浙江谛都房地产公司逾13亿债务链断裂后又一房企黑洞被揭开。而更多在高位拿地或者涉及民间高利贷资金的房企（兴润涉及民间借贷逾7亿）已经“绞索套头”，脚下的凳子随时可以被债权人抽去。
地方政府，一方面土地出让金今年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超20万亿，流动性吃紧。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土地收入才1000亿元，而2013年土地收入高达4.1万亿元。但今年以来，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其中住宅类用地下降尤甚。土地收入锐减，而政府对资金“刚需”的路径依赖欲罢不能，随着5年到期还本付息高峰临近，中国式的还债周期和去杠杆化化高潮已经到来。各地政府都面临如何变戏法，“十个茶壶五个盖”，眼花缭乱的接龙游戏怎么玩的问题。
尽管监管层不断地实行清理、规范和压缩行为，但全国一万多个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余额仍从9万多亿冒至去年底的20万亿。虽然地方政府表态“总体风险可控”，但房地产市场一旦失速，土地市场坍塌，存量固化的资产失去现金流，风险警报骤起。前些年银行、券商、信托排队来求各级平台公司放款，现在则是排队来板着脸逼债，流动性差的项目随时会面临“五马分尸”。特别是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企业普遍丧失偿债能力，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负债表“减肥”迫在眉睫，长期高杠杆的房地产业则首当其冲“去杠杆”。若处理不当，整体信用风险就会进一步上升，可能导致凯恩斯流动性陷阱。
资产价格的飙升是货币堆积和信贷扩张的结果。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和信贷增量历来是衡量流动性的重要指标，真实有效的交易价格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流量作保证。美国人反思次贷危机与房地产的关系时说，就像棒球运动员为了能打出更好的成绩而注射类固醇激素，人为地增强肌肉一样。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岁月里，华尔街向市场注入了太多的兴奋剂。往昔房地产繁荣的“美国秘方”和“日本神话”到中国“黄金十年”的楼市沸腾，都是高能货币导入的结果。
伯南克曾把应对资产泡沫出现的方法分为三种：“什么都不做”、“凭借风势”、“主动刺破”。资产泡沫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性，常常导致货币不成比例、无效地流入那些出现泡沫的部门。然而，当他在这三种方法中选择时，“主动刺破”这种方法完全排除了，因为没有哪个政府希望或者放纵房地产的崩溃。用格林斯潘的话说，企图刺破经济中某些泡沫的做法“可能会对其他部门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伤害”。他在反省次贷危机时说，一个深刻教训是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双向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的监管失灵。如果说市场失灵是因为利益群体的贪婪导致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放纵，而监管的失灵则更为复杂。
格林斯潘曾说过“房地产泡沫在破裂之前无法判断”，就像地震无法预报一样。但在其自传《我们的新世界》里，他终于吐了真言：“联邦储备委员会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如果升息打压了资产价格，一定会导致自己的选票减少。因为，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地产，涉及面都非常广泛，几乎影响到所有的中产以上阶层，任何导致资产价格下跌的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美联储不想被投资者控告，是我们破坏了大家的退休计划，你们可以想象我在下一次国会熬夜召开的听证会里遭到炮轰的情形。”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市场，如果监管者、决策者掺杂太多私利，政策就难免首鼠两端、摇摆不定，最终市场走向放纵和崩溃。任何经济体的资产泡沫从发酵、膨胀到最后的破灭都有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其终极风险的积聚又不以任何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回头看，几乎所有大国经济都曾经被绊倒在房地产这块“硬石头”上，30年前的拉美、20年前的日本如此，10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亦然，现代金融监管制度堪称完美的美国亦未能逃脱。中国能摆脱这种魔咒般的定律吗？
（资料来源：网易新闻）